上一章讲了，就在谢声溢准备率部向蒋执夫领导下的地方武装靠拢时，四野的部队开赴蓝山了。如果四野晚两天到蓝山，谢声溢就会按原订协议于12月7日通电起义，以后他就会和程潜、陈明仁一样，作为起义将领对待，一切的误会和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中没有“如果”。谢声溢以和平起义开始，以就地投降收场，这种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毕竟还是发生了。

如果说谢声溢被俘后，到底算俘虏还是算起义说不清的话，那么作为俘虏，是一般俘虏还是战犯，是一般反革命还是罪大恶极，就更说不清了。因为，谢声溢被俘后，世界形势的错综复杂，让他的定性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向他起义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面急剧发展。

首先是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对频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来讲，无疑是一剂还魂汤，包括还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隐藏的潜伏敌特，因部分地方过激的土改而产生的新的敌对势力，加上原有的反动会道门和土匪，均一致感到“翻盘”的机会到了，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鹿死谁手还难说！

其次是大陆潜伏之敌的全面破坏和干扰，包括对基层干部的杀害与经济破坏，如前面说到的常德两次较大的反革命暴乱。其三，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政权大肆开动宣传机器，散布谣言渲染恐怖气氛，包括电台广播和飞机散发传单标语等，一时间弄得社会气氛十分紧张，导致分了田地和浮财的农民，纷纷给被斗的地主赔礼道歉，把地契及浮财等又送了回去。

针对这种情况，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纠正前段“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要求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引起高度重视，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偏在此时，谢声溢牛事未了，马事又发。年春节前，以湖南保靖、古丈、紫江为中心的“湖南反共复国自卫军（土匪）”在潜伏特务与台湾派遣特务的操纵下，居然发起了对地方政权的频繁袭击。这些攻击遭到解放军和当地民兵的联合反击，并从抄缴出来的所谓“反共复国”纲领中，关押在湖南省军区教导团的谢声溢居然是这支自卫军的司令，而所谓自卫军的暴乱计划是，以沅陵县为据点，长途奔袭至长沙望城，救出谢声溢后，再将队伍拖到湘西南打游击。此计划且已上报台湾。

针对这种上报到台湾的“湖南反共复国计划”，谢声溢虽不知情也未参与，但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对他定性的砝码显然会加重。其中最不妙的，在蓝山被俘的数百中下军官，包括当地的旧政权人员，他们所写的检举、揭发、乃至控诉等各种材料，都对谢声溢这个“自卫军司令”和“湖南保安第一军军长”极为不利。

这里要说明的是，谢声溢本来只是“湖南保安军第一师师长”，这里为何又成了“军长”呢？这个军长，乃上次提到的第一个策动谢声溢起义的专员欧冠给任命的，当时的欧冠据说管了好几个专区。据说后来的程潜为敦促他起义，也给他官升一级，任命了他为军长。真可谓拥兵可以“自重”。

蓝山那些旧政权人员是怎样检举谢声溢的呢？

国民党蓝山县长李锡庆：“湘南纵队”司令谢声溢更加狂妄，叫嚷“各县土共必可指日肃清，湘南治安定可保无虞也”。

交通警察总队东南办事处副主任张葆琛：谢声溢叫嚣要“保护临、蓝、嘉一片干净，作为复兴的基地”。

更有当地群众举报和政府总结出来的材料：驻蓝山反革命武装和蓝山地方反动政权融为一体，他们狼狈为奸，强化统治，实行“清乡、自首、自新”政策，对我革命人士进行血腥镇压，对农民除征收田赋外，各种杂税多如牛毛，还设了所谓“护商捐”，对小商贩实行苛捐，仅稻谷一项就搜刮四万多担。驻蓝山的反革命武装还以所谓“湘南军政常委会”为最高指挥机构，采取“国军”和“地方武装”配合的战略，分兵把守。敌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攻势，妄图长期占领蓝山，以此为基地图谋“复兴”……

这些来自蓝山县和“湖南省军区教导团”（战俘营）的各种材料，使谢声溢的性质不断升级，由起义变成战俘，再变成“战犯”，关往浏阳看守所，再上升为成为“反革命”，又秘密解押零陵监狱。

但厄运似乎还没完。年底，举世闻名的朝鲜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是中美在朝鲜战场上一次实质性的大决战。对于这次战役，逃逸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开足了宣传机器，不但有隔岸的大喇叭喊话，电台广播，氢气球、热气球抛洒传单，更是启动了在大陆潜伏的特务公开宣讲，说这次战役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不管胜负如何，世界两大阵营都不会善罢甘休，世界从此将永无宁日……

为此，中央重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定加大对反革命的镇压力度，并明确要求：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

此时的谢声溢，对这些情况当然不知道，但因敌台广播和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加上内地自印和手写的反动标语都提到了他的名字，无形中使他已经升格的“反革命”再次次升级为“反革命骨干”，再加上他的“中将”军衔，使地方认为，杀这个品级的“鸡”是足以儆“猴”的。于是，年3月，常德专区（年益阳已划归常德）与湖南公安厅结合湘西土匪猖獗、地区人心极不稳定的局面，便决定判处谢声溢死刑。报告上报到最高法院，一直到7月才批复下来。可见，对谢声溢死刑的核准，还不是情急之下的意气用事，而是认真研究的结果。

在解放战争中，四个野战军对战俘的处置办法虽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对年2月1日以前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军官，基本按“战犯”处理，即不杀。这也是以后许多国民党中下层官员大批被杀而将官反倒活着的缘故。谢声溢虽属中将，但却是年“反共战争”中提拔上来的，且事实上，他年的“少将”军衔，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命，为职阶军衔，并非国民政府的任命，不属于正式军衔，所以，年2月1日以前，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任免名单上，谢声溢的军衔一直是上校。故此，常德专区杀谢声溢时，也没把他作将军对待，这样，既能杀鸡儆猴，稳定一方社会，又没有违背我军那个不成文的规定。

在此决策下，年4月，谢声溢被从零陵监狱秘密押解至益阳“看守所监狱”，被关进单人监房。同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下来后，谢声溢便被立即执行，益阳的大街小巷一下就贴满了“判处谢声溢死刑”的布告。

执行死刑的地点是体育场，也就是老益阳人都熟悉的“白骨塔”广场。七年前，也是这个地方，谢声溢在那高耸的主席台上，公审了汉奸伪县长陈炳辉，据说，那天陈炳辉差40天就是42岁。没想到七年后，站在陈炳辉那个位置的竟是他，而且，与那个伪县长一样，他也是差40天就满42岁。这是冥冥中的注定，还是冥冥中的捉弄，他自然想不通，也想不清……

老汉采访谢声溢儿子谢中行（前右一）与见证人任汉良（后左一）。

这里，老汉曾采访过当时的两位执行人。

一位是任汉良，年生人，当时是老益阳市公安局刑侦股技术员，负责照相、取指纹和验尸。他说，那天一清早，领导还交办他一个额外任务，为谢声溢做一块牌子。虽事过60多年，他还记得，牌子是一块马粪纸板做的，上面糊了张白纸，他用排笔写了“谢声溢”三个大字，每个字有菜盘子那么大，因为是刚解放，也因为上面没吩咐，所以名字上面没有“反革命”之类的副词，也没有打红叉。牌子就用一根灯芯带子吊着，重量不到半斤。

任汉良还说，谢声溢过去他见过，故此，在给他挂牌时，他仔细观察了他，但见还是老样子，没瘦，面色也很平静，不过穿着倒有些讲究：上身一件新白衬衫，领口敞开，内有和尚领文化衫，下身一条灰色夹裤，脚上是一双当时很时髦的“双钱”牌瓦口套鞋，约九成新，内着电光丝长袜，可看到还没洗过的绣花袜帮。在大热的处暑日，谢声溢这身秋冬打扮，让他有点不得其解。

另一位叫王应龙，年生人，上世纪担任过老益阳市粮食局局长，年去世。他说，他当时在老市公安局当秘书，虽是写材料的，但那时的年轻人要一专多能，所以捆绑犯人他也会，且学了多种捆绑法。他那天的任务是押解谢声溢去刑场。按说，谢声溢这样的死刑犯是要下颈套的，因要提防他喊反动口号，但谢声溢表现很平静，也很配合，打开脚镣后便主动跪下，我不由心中一动，事先设想的下颈套也没用了，只是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并且也绑得不紧，因为这对死者放血会通畅些，可减轻临死前的痛苦。

王应龙说，他与另一叫李长江（后任老益阳市检察院科长）的青年警察，押着谢声溢上了一台敞篷卡车，车上有常德军分区一个班的士兵站在四周。公审大会开完后，就在主席台后不到百步的一个坎边，由押解的东北战士中一位叫“七班长”的端起长枪，只打了一枪，谢声溢就扑倒在地，侧身挣扎几下后就过气了，走得很快。不到两分钟就有人来“验明正身”，谢声溢的生命便永远定格在了42岁还差40天的这个寿限上。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过了三十年。年，经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派中组副部长李锐调查处理此事，找到了也是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因而也不敢证实谢声溢起义的蒋执夫，拿出了那份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有谢声溢亲笔签名的“起义协议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才正式承认谢声溢属起义人员。从此，各种荣誉称号、纪念证书、纪念章和荣誉勋章，便陆续送到了谢声溢的后人手中。他的后人、故旧和部下，还有他任第九战区军训部入伍生团少将团长所教过的学员，才不断有纪念他的文章和书籍问世。

国家统战部、民政部与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给谢声溢的各种荣誉。

来源：益阳在线，作者：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