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山的秘密

杨卫/文

我出生于“文革”期间，在我出生前不久的年初，曾有一架军用探测飞机，连续数日在我的家乡——湖南益阳地区的上空盘旋。通过缜密的勘察，不久之后，便有一个团的士兵，加一个营的工程兵，陆续进驻到位于益阳岳家桥镇的四方山，开始在密林深处凿山挖土，大兴土木。近两年时间，他们在那里挖了不少坑道，筑了许多营房，还建了一座大铁塔。时至年底，工程全面竣工。自此，这里突然间变得繁忙起来，有不少马来亚人陆续迁入，与许多中国军人和协助人员一起扎营于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驻点。年1月，一个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广播电台，在这里诞生，每天以马、泰、华、英四种语言，持续不断地向世界广播，直至年。

这是当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大事，是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无私援助马来亚共产党的具体计划。不过，这一切都是在鲜为人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属于高度机密。所以，作为益阳人的我，生于斯，长于斯，过去在益阳生活时，却对此毫不知情。说起来，也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这不能怪我，而要怪当年的信息闭塞与保密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东南亚共产革命图谱。

我最早知道四方山的这个秘密，已经是离开家乡数年之后。此时的我，早已定居于北京，从艺术家转入艺术批评与策划，并在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为打造中国最大的艺术区——宋庄，做了不少事情。正是因为如此，常有一些外地官员和政要来宋庄考察时，顺便也会找到我，希望能够从我这里获取一些发展的经验。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与家乡益阳有了更多的联系。

我还记得，大概是年左右，益阳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带队来北京考察文化创意产业，期间，还专门转来宋庄找了我。他们慕名而来，自然是希望能够借鉴宋庄的发展模式，回去推动益阳的文创业。不过，益阳毕竟不是帝都北京，既没有这么深厚的文化，也没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当我们聊到关键的东西，即益阳有什么可发展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时，益阳的这位政府副秘书长，呈现出了一脸愧色。最后，数来数去，没什么资源可数了，才翻出了这座四方山。我最早知道其中的秘密，就是通过益阳市政府的这位副秘书长。

原来，隐蔽在四方山密林深处的这片营房，不仅是“马来亚革命之声”的电台所在地，也是当年马共总书记陈平的栖身处。也就是说，它曾经是马共的总部，是马共被当年英马政府逐出国门后，继续革命的发动机，也就是他们的“流亡政府”。陈平和他的追随者们，之所以能够深入中国腹地，在益阳四方山的密林深处安营扎寨，据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的中国，奉行的是“阶级高于主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国家主权）。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在内穷外困的情况下，仍然勒紧了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同时，由于中苏关系闹翻，双方开始争夺东南亚兄弟党，中国更是加重了对外援助的力度。其中，马共就是重点扶持对象之一，中国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经济支持，而且还在中国腹地为他们营建了基地，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以保障他们的“革命本钱”。

至于为何要将马共的“革命之声”，选择在益阳的四方山，而不是离东南亚更近的广东、广西或者云南等地？据后来有研究者分析，可能是基于保密的角度考虑。因为电台的发射塔，其目标性很大，容易被常在奥、桂、滇边境外空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发现。所以，才选择了位于中国腹地，即湖南省益阳境内的四方山。此外，从物质生活的角度考虑，当时的中国，各地均告肉食短缺，只有湖南的肉食较为充裕，供应一个特别的机构，似乎不成问题。所以，将马共的“革命之声”和“流亡政府”落户于此，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其实，我开始说到的，部队最先开进这里，并非是为了给马共建基地，而是出于战备的需要，国家准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一个二线备用台。只是还未待竣工，便在流亡到中国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恳请之下，中国政府转给了他作为“总统府”，和远程遥控马来亚国内革命的秘密电台。

隐蔽在四方山密林深处的“”遗址。

因为这个基地建成于年1月，故而，就以“”命名。这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同时，也表明了这个基地的落成时间。在那个备战备荒的年代，许多重要的生产单位和驻扎机构，都是以这样的数字，而不是生产性质和工作性质来命名。这当然是为了欲盖弥彰，掩人耳目。在我的家乡益阳，当年就有不少以这种数字为代号命名的机构和单位，诸如微播站、通讯工厂、和增波站，以及9号台等等。我并不了解这些机构和工厂的性质，只知道它们一般都远离城区，座落在市郊的山丘与丛林地带。或许，这都是为了较好的隐蔽吧。益阳是一个山水相间的城市，她的城廓沿资江而起，北岸是南洞庭湖的冲积平原，南岸则是雪峰山的余脉，可谓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丘。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结构，一方面便于生活与出行，另一方面也适合藏匿与躲蔽。所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益阳城的发展，便由北岸的老城区，慢慢地转移到了南岸的山丘地带，陆续迁来和兴建了不少工厂与办事机构。现在的益阳城，其市中心早已集中在了南岸，这个基础正是那时候打下的。

在我儿时，资江南岸的益阳城，还是山峦婉延，盆岭环绕。因此，在年益阳大桥建成通车之后，我们家由桥北的大码头，迁入桥南的桃花仑时，我还隐隐地感到过有些失落。因为当时的桃花仑，基本上还是郊区，远没有桥北那边繁荣。不过，很快我便体会到了桃花仑这边的好处。因为不仅益阳当年的军政机关，如地革委、军分区等都在这边；而且还有不少厂矿企业，分布在山丘沟壑间。那时候，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社会地位高，福利也好，令人羡慕。我还记得有个福利，是老城区的市民们不曾享有的，那就是可以经常免费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不像现在这么奢侈，需要声光电齐全。那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切都是因陋就简，放电影也是，找块空地，搭个架子，挂上屏幕，便可以开始了，名曰“露天电影”。这样的“露天电影”，往往只在军政机关与厂矿企业里播放，而且是轮流转场，从一个单位放到另一个单位。我知道这些以数字为代号命名的生产单位和驻扎机构，就是在那个时候，是追随于电影放映队的步伐，东跑西颠，而逐渐了解到的。

不过，我虽然知道益阳有许多以数字为代号命名的单位，但这个“”，却是前所未闻。要不是益阳市政府的这位副秘书长，多年后到北京来考察，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秘密，恐怕我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正是在这位副秘书长的提醒之下，我才幡然想起，儿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与此也有些关联。因为我生长在邮电局的家属院，父亲曾在机要科工作，做过机要发报员，因此，对保密制度并不陌生。在过去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邮电通讯和广播电台一样，均属国家命脉，不可小觑。我记得，文革期间，我们邮电局是有军代表进驻的，属于军管单位。可见，其重要性。那时，父亲也常给我灌输其通讯工作的重要。父亲做机要报务，常有紧急任务需加班，每每那个时候，父亲都很谨慎，去也好，回也罢，都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基地，既然是落在益阳，如果与外界联系的话，必绕不开电信。或许，父亲所在的邮政局，也承担过他们的一些联络任务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猜测也不无根据，因为确实有一位军人出身的神秘人物，曾经做过我们家的邻居。

我还记得，这位神秘人物姓宋，我叫他宋叔。宋叔和我们家一起，都是年左右搬进邮电新楼的，做过几年的邻居。父母告诉我，宋叔是军人出身，但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这让我十分好奇。现在回想，有几个疑点，表明了宋叔与“”之间，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他在邮电局工作，但不属于邮电局领导，而是独立操作一个通讯室，具体做什么？属于绝密；其二，我虽然不知道宋叔是何时进的邮电局，但我知道他离开的时间，是年左右。我后来查阅资料，了解到“”基地，正是年撤销的，这个时间对得上；其三，当时能够住进邮电新楼，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要么资历深，要么家人多，而宋叔那会儿还很年轻，刚结婚不久，一个青年小伙能享受如此待遇，可见他的特殊性……凡此种种，都将宋叔的工作性质，指向了“”。不过，这些都是遥远的往事，已无法证实。宋叔一家从我们院搬走之后，便不知去向。他们去了哪里？后来的情况怎样？我一概不知。如今回忆起宋叔来，我只记得去他家看电视的情形。那时，我们整个邮电局家属院，只有几台电视机，而他们家就有一台，我们院里的孩子们常跑去他们家，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看电视。通过方寸之盒，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回到四方山的“”基地，它的具体位置，是在益阳的岳家桥镇，离益阳市区较远，却与今属长沙辖区的宁乡毗邻，实际上，是处于益阳和长沙之间。这里的山不高，但山势蜿蜒，丛林茂密，很具隐蔽性。同时，还有一座名为鱼形山的大水库，环绕于青山之中，水波荡漾，浟湙潋滟，给这里增添了几分生机与秀色。或许，这正是当年政府在此选址修建电台，后转给马共做总部的原因。因为这里风景宜人，既具有隐蔽，同时，交通又很便利，离省城长沙只有几十里路程，确实是个理想之地。事实上，马共总书记陈平，常往返于益阳和长沙之间，不仅只是工作生活在四方山，在长沙市南郊的青园宾馆也有住所。当时，青园宾馆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管理，是专门用来接待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殊宾馆。陈平穿梭于长益两地之间，直到年“”基地被撤销，才离开湖南。

关于陈平，他可是位传奇人物，作为马共的总书记，在国际共运史上，他曾与丰威汗（老挝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缅甸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等人齐名。陈平原名王文华，祖籍福建，年出生在霹雳州一个叫实兆远的小镇，父亲是个开脚踏车配件行的商人，属中产阶级家庭。陈平生活在这样一个殷实之家，本来一切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年中国的抗战爆发，却打破了平静，也改变了陈平的人生。正是受中国抗战局势之激励，陈平从这一年开始，便积极地参与到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社会活动中，一度还曾想到中国来读军校，参与战争。虽然在父母的阻挠之下，陈平的愿望并未实现，而是留在马来亚继续读书，但在读书期间，他便成立了学生抗敌后援会。时至年，陈平开始与左翼华人学生接触，正式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接见陈平。

说到马来亚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20世纪20年代成立之时，名叫“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外人也称其为“南洋共产党”。这也是马来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的前身。2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国民党的“清党”，不少流落到东南亚的中共成员，加强了“南洋共产党”。李立三在担任中央实质领导职务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激烈地推动“革命高潮”，却是处处碰壁，最后成了“立三左倾路线”的替罪羊。莫斯科由此鼓励创建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并于年，派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干部胡志明来督导马共的创立。自此，马共开始独立于中共，从支部变成兄弟党，直接受共产国际管辖。

但是，由于相隔万里，共产国际鞭长莫及，对马共的指导相当有限。所以，马共仍与中共保持着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共，正忙于国内的生存与发展，实际上也无暇顾及；而共产国际东方局的督导干部胡志明，一度在香港身陷囹圄，出狱后又一直忙于印度支那共产党（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前身）的组织和发展，对马共也是不遑顾及。所以，马共在那段时间，基本上是靠精神食粮艰难度日。而马来亚的社会状况，又远比其他地区复杂，其社会构成主要是由三大族群相结合，即马来人、华裔和印度裔。马来人皆为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难以渗透到严密的伊斯兰社会；印度裔普遍有宗教信仰，在政治上还有自己的“印度人国大党”；而东南亚华侨团，大多是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双方渊源深厚，对共产党有排斥情绪。所以，马共那时候的组织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一筹莫展。

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却给了马共一次勃兴的机会。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军队也被改编成了政府军。这使得马来亚的左翼华人力量，也随之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南洋的活动，又开始频繁起来。而以抗日的名义发展组织，远要比以前的共产革命口号，更加吸引热血青年。马共后来的这位总书记陈平，就是这时候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由于他勇力过人，又颇具谋略，所以，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了马共的活跃分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英国统治的东南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马共的发展。因为在对待日军的态度上，东南亚一带出现了极大分歧。当日军打着“东亚圣战”和“从白种人手中解放黄种民族”的口号到来时，当地土著民族，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大都采取了配合的态度，视其为帮助自己独立的力量。而侨居的华人，以马共为代表，虽然同样抱着民族主义的立场，但却坚定地站在了抗日一边，帮助英军作战。而英国毕竟在东南亚已经统治多年，在当地积累了深厚的资源，马共借助英军的力量发展武装与组织，飞快壮大，至二战结束，其军事力量，已发展到三四千人，成员更是多达四五万之众。这无疑为他们将来的共产革命，奠定了基础。

马共游击队。

二战结束后，英军重新收回对马来亚的统治权，因为马共曾配合英军抗日有功，成为了合法政党，英军还给他们中的一些功臣颁发了勋章，陈平就是其中的受封者之一。此时，他在党内的地位迅速飙升，已经成了马共的核心人物。年初，时任马共总书记的莱特突然失踪，年仅23岁的陈平代行其职，开始调查“莱特事件”。其间，发现莱特不仅私吞公款，还向日英都出卖过马共的有关情报。于是，认定其为“间谍”。陈平将莱特的情况通报中共、越共和泰共，最后泰共行动组受其委托，在泰国追查到莱特的行踪，并将其处决。陈平从此取代莱待，担负起了领导马共的重任。也是在这一年，他与中共恢复了密切联络。

正是在与中共的接触中，陈平增加了革命的信心。同时，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促使其做出了准备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以推翻英国和他们扶持的现行政府的决定。当时，日军撤退后的马来亚，留下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冲突频繁，马共在很多工会、商会和学生中建立了统战组织，曾以经济斗争的名义，发起了多次罢工和罢市。而英国正在努力恢复马来亚的经济生活，看到马共从中破坏，便制定了严厉的宵禁制度，开始扼制马共。双方的蜜月期，就此终结，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

不久，冷战开启，苏联与西方也同样结束了蜜月期，加上斯大林开始批判铁托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苏联的革命调子开始高涨。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也使马共看从中到了希望，认为国内和国际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于是，在年6月间，仓促地发起了武装暴动。然而，由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皆不占优势，陈平所领导的这次武装暴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有人总结这个惨痛教训，分析出了一系列失败的原因。首先，陈平率领马共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仓促暴动，显然是选错了时间，因为得不到任何外援。更要命的是，马来亚没有与另一个共产党国家接壤，这是先天的重大缺陷。后来的苏共、中共，包括陈平自己，都曾对此做过深刻的总结。相比而言，越共却要幸运得多。虽然他们比马共更早发起武装斗争，损失也很惨重，力量被压缩至边远山。但在濒临绝境时，中共取得了全面胜利，打通了两党的土地接壤，外援源源而来。所以，越共得以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此外，马共处在一个伊斯兰社会，很难争取到当地土著的支持。所以，其成员和发展力量，主要还是限于左翼的华人圈。同时，马共也始终没有得到过共产革命的母国——苏联的直接指导和支持，这又是马共的一个先天不足。另外有一个糟糕的情况，就是马共的对手，是在欧洲数百年的险恶政治与军事环境中，磨炼出来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不是较为单纯的美帝国主义。根据现当代共产革命的一个惯常规律，对手是美国时（或深受美国政经影响），成功率将大大增加。再还有，马共也高估了自己在华人圈的影响力，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其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得益于他们高举的“民族主义”和其它普世性旗帜，一部分华人给予支持，是冲着这些观念而来，并非为了苏维埃革命的理念。所以，在马共发起多次暴力活动后，有不少原来的华人支持者，也逐渐失望，与之疏离了。最后，就是势力悬殊太大，马共在发展最高峰时期，其成员包含总部、民运、马共解放军等加起来，也未超过人；而政府方面，最高峰时有警察6.7万人，军队4万人，地方保安部队25万。如此的差距，再加上缺乏以上种种外援因素，马共的武装暴动失败，已成板上钉钉。

战斗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游击队。

陈平所领导的马共武装暴动失败之后，也曾效仿中国，试图以“农村武装斗争包围城市”为战略，继续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但均因英马政府的严密搜索和围剿，步步追杀，最终胎死腹中。此后，英国在执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铁腕手段，将马共扼杀殆尽的同时，又在马来亚全国上下推行议会选举，华人最大的政党马华公会，马来人最大政党巫统，印度裔最大政党国大党组成联盟，拿下了52席中的51席。再之后，英国又承诺要让马来亚独立。这使得马共原来打出的“反殖民统治、争民主”的口号，彻底落空，失去了民众基础，武装暴动已没有任何理由。无奈之下，陈平带着身边的一干人马，撤离到了泰马边境地区。自此，在马来亚国内，武装斗争已基本停止。

在泰马边境，陈平率领着他的一干人马，迂回于马、泰两国地方军的矛盾之间，利用深山密林作掩护，于夹缝中求生存，得以在泰国的领土生存了数年。年12月，陈平离开了位于泰国的营地，在北越呆了一阵之后，辗转来到中国，从此，拉开了他长达数年在远方遥控马共的历史。

以上这些信息，都是我后来通过查找资料得来的。正是因为益阳政府的那位副秘书长，到北京后跟我聊起陈平和“”工程，才使我知道自己的家乡，还隐藏了这么一段跌宕起伏，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从而激起我的好奇心，使我对马共和陈平，都产生了探究的兴趣。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后来还四处搜寻过有关马共和陈平的资料。几年下来，我不仅买到了研究陈平最权威的著作，即由陈剑主编、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年出版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而且还淘到一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年编印的《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甚至还从藏家手里收到了一份年有陈平署名的珍贵电文稿。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一来，有物为据，有档为凭，我对陈平和“”工程的了解，也就越来越清晰起来。

我买到的有关马共与陈平的专著。

陈平到北京后，中苏已经闹翻，双方都在争夺东南亚兄弟党，这给陈平和马共又重新带来了机会。之后，随着“文革”日益临近，中共对外政策也日趋左倾，开始了与苏联大搞输出革命的竞赛。中共曾委派邓小平告诉陈平，他们可以考虑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并愿意提供一切帮助。这是马共第二次开始武装斗争的源起。武斗要搞，文宣亦不能停，马共在湖南益阳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便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

陈平在益阳的四方山到底生活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年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而后，新马又一分为二、各自独立以来，受新加坡李光耀的“清共”政策，和东南亚种族骚乱，以及大陆“文革”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陈平领导的“马来亚革命之声”，无疑是火上浇油，起到了助燃剂的作用，直接感染了许多左翼青年，使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家园，从泰国和马来西亚跑到泰南地区投奔革命。由此，在泰国南部的丛林之中，又催生出了一个“革命圣地”，从而也使得马共游击队的人数，骤然增加。

我买到的马共资料。

不过，好景不长，时至年，越共与柬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全面恶化，而他们冲突的背后，又有中苏两国的影子。越共决定出兵消灭柬共政权，为了取得苏联和东南亚国家的支持，越共领导人相继出访了东南亚和苏联。而就在越共进行外交布局的同时，柬共也意识到了政权的危机，于是，紧急向中共救援。此时，已经从“文革”中复出工作的邓小平，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柬共，但还是答应了救其一把。为了与苏越两党展开外交竞赛，同时，缓和“文革”造成的外交孤立，这年底，邓小平也走了一圈东南亚。其间，李光耀代表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向邓小平强调，若要改善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停止输出革命，最重要的，是断绝对马共的援助，关闭在中国境内的泰共和马共的电台。受此压力，邓小平回国后，约见陈平，要求其配合关闭马共电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陈平同意于年9月联大会议之前关闭，但条件是中央仍对马共给予一定的援助。这样，在年底之前，建在中国境内的泰共和马共两家电台，都相继停止工作。自此以后，泰共再没有发声；而马共却把电台搬到了泰南，重新换个“民主之声”的名字，又继续对东南亚广播了多年。

我收藏的有陈平签署的马共电文。

位于益阳四方山的“”基地，大概就是年被废弃的。当时，大队人马是如何撤离益阳的？均属保密计划，我当然不可能知晓。但后来我通过查找资料获悉，陈平从益阳撤出以后，并没有像他的诸多战友一样，马上转战泰南，而是滞留在北京，又遥控了马共多年。

年，东欧剧变，马共的外援彻底断绝。在泰国、马来西亚两国政府的运筹之下，经过多轮谈判，陈平以答应泰马两国的诸多要求为前提，在泰国的边境城市合艾，与两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即《合艾和约》（而非投降协议）。决定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回归大社会。自此，辗转多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了60多年的马来亚共产党，彻底解散。

晚年的陈平。

之后，泰、马两国政府，向原马共成员分配了相应的土地，也为他们划分了活动区域，并建立了若干个“友谊村”和“和平村”。同时，还允许愿意回到马来西亚的马共成员，回家乡安养终老。但是，唯独把陈平拒之门外，不许他入境。为此，陈平曾据理力争，并于年向马来西亚国家法院提起诉讼。不过，最终的结果，却令陈平大失所望。马国法院裁决，陈平不仅不能回马来西亚终老，而且终生都不得再踏入马国的土地。陈平带着这种绝望，晚年客居泰国，开始了反思“马共”和自己作为共产党的一生。期间，他用英文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以一个失败者参入对历史进行评说的范例，打破了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铁律，从而开创了历史叙述实现双向互补的先河。

年9月16日，陈平医院病逝，享年89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在20世纪世界共运史上，留下显赫一笔的重要人物，就这样郁郁而终，客死他乡。说来，也是莫可奈何，不禁让我感怀，想起明代诗人杨慎在《二十一史》弹词第三章《说秦汉》中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废弃的“”遗址。

年初夏，我利用回家乡参加一个艺术活动的机会，请当地知名画家许国良陪同，专门探访了位于益阳四方山的“”遗址。许国良开车带我从益阳出发，走10多分钟高速，自岳家桥口下，不久，便进到了四方山。这是现代交通带来的便捷。据说，还有一条新修的公路，马上就要通车，它将在四方山边上经过。只是，“”并不在山边，如果要走近它，还需进山，绕过鱼形山水库。许国良开车带着我，沿水库堤岸行驶一阵后，钻入一片丛林小道，再经十多分钟，便看到了隐藏在参天古木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的遗址。

“”的防空洞，虽然废弃多年，但仍然坚不可摧。

远远望去，两道门岗的门柱还在，依稀可以感觉到当年的严防程度。穿过门柱后，能看到大院内，或平地而起，或依山而建，分布着大大小小约二、三十栋砖瓦房，基本上是分为红墙平房和黄墙楼房两种。楼房均为二层，全已人去物空，有的门窗已倒，玻璃全无；有的屋顶已坍，瓦砾一片，显得格外荒凉。许国良带我参观了专门制作广播节目的“技术楼”，是一座高约几十米的塔楼，如今还依然耸立其间。此后，我们又去了位于半山腰的防空洞，从厚厚的钢筋水泥和重型的大钢门中，感受到了其工程的坚固程度；最后，我们沿阶梯登上山腰，参观了陈平的“总统府”。那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四合院，朴素但很庄严；院子不大，通过正门进去，是一个木制走廊，两边是天井，均种有枝繁叶茂的大藤蔓树；四边房屋，靠回廊连接起来，前面为办公室，两边是会客厅、警卫室等等；最后面，则是一排卧房，陈平当年就住在那里。我还特意钻进陈平的卧室去打探了一番，卧室并不大，方方正正，从早已损坏的木地板下面，能看到复杂的地暖装置。这在亚热带地区的湖南，是极为罕见的设施，可见，这里的生活条件，当年是多么优越。不过，条件再好，也都成了过去。如今，这里却是满目凋敝，除了残砖断瓦、碎泥灰土，就只剩下荆榛遍地了。睹物伤情，不免又生感慨，正所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唐?王勃《滕王阁序》）

陈平的“总统府”内部，早已盛景不再。

许国良告诉我，益阳政府曾试图开发此地，也曾多次找人洽谈合作，但终因那段隐蔽的历史，中途而止。这一耽搁，便是多年，这里无人居住，也没人看管，加之山中空气潮湿，房屋很快便遭腐蚀，倒塌了不少。眼看，一组极具历史价值的建筑群，将沦为一片废墟，我不免也有些担忧起来。其实，历史早已经翻过一页，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对也好，错也罢，都应该正视。陈平尚且可以正视自己的历史，在晚年总结过去的失败经验，我们又为尝不可呢？何况这些建筑物本身，并无对错，它们只是一个物质载体，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我跟许国良说，将此打造成一个文创业的基地，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还说，如果益阳政府有意想打造此地，我愿出力，效犬马之劳。然而，许国良却冲我苦笑，遗憾地摇着头。

.1.17于通州

发现在我家乡隐藏的一段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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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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