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突逢阴雨，时紧时慢，但总归绵延不绝。人们不出屋，园林中格外寂静，想退避到阔叶林下，静睹烟雨缭绕。雾气朦胧中，枝条垂落，花香纷乱，早开的玉兰在叨扰中凌乱，落地就是个新的春天了。

共青森林公园曾是浦江滩地，五六十年前，上海政府疏浚河道，取泥围垦，辟出一片苗圃。几十年中，种下银杏、香樟、池杉，它一天天繁茂，直至遮天蔽日。雨中看去，树干的颜色越发重了，人被雨丝缠得烦恼，野鸭子倒愉快自在起来，打水漂似的一路点过湖面，钻入水中，几秒后从两三米开外仰头而出。

阴雨天的水杉被衬得更好看了，整个秋冬季节，林地被杉树的红褐色落叶覆盖，一点点在树下堆积，足有几厘米厚，踩上去有软软的弹性。万物生长的时刻，新生的野草顶破层叠的水杉落叶，冒出绿芽。现在水杉虽然在城市常见，都是扦插繁殖的，真正野生水杉种群很小，已是濒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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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朵堆积的一清早，万茜就望着这雨，她不急恼，按部就班地准备。想着外面那么多梧桐树，肯定很美、很舒服。

十几岁时遇上这样的天气，兴许就卧倒了，“人小时候才嗜睡吧？我是年龄大了才睡得少”。回忆一忽儿就回到了幼年，湖南益阳的老家，那时门前法桐还在。

“我小时候，家门口马路旁边都是法桐，街道不是很宽，树叶可以把那整个街道全部都盖住，到了夏天特别阴凉。后来马路拓宽，树都被砍了，浪漫温馨的街道，变成一条光秃秃的街。”新种的小树苗直直的，再也没有荫盖，有那么几年，她伴随着一种愤怒。“太阳直射下来，热得跟傻子似的，那是我特别痛苦的几年。”

好在大院里绿化极好，楼前一排灌木，有不少栀子树，一到季节香气四溢，家家户户把花折几根下来，放在屋里熏着。“我们家不擅长养花，几乎养一盆死一盆，命运跟从未存活过的金鱼一样，命最硬的，除了仙人掌就是一盆太阳花，太阳花是上学时养的，细细的红色的杆，弯弯曲曲，开着极小的花，放在阳光下，偶尔浇个水就好，极强的生命力，溢出了小小的花盆，好看极了。”机关大院里有鸡冠花、一串红、美人蕉，她把美人蕉摘下来，嗦里面的汁，并牢牢记着“夹竹桃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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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饭点以后，大约六七点，男孩女孩们就到院子里玩。路口有个高大的路灯，到了时间“啪”地一亮，小朋友互相呼唤着都聚拢到灯下，儿时的集体游戏都是在暖黄的灯下学会的。树下杂草里有苍耳，“男同学可讨厌了，就往女同学身上、头发上搞”。她是淘气的那种，也往男孩身上弄，那时爬树、翻墙不在话下。院里有颗枣树，秋天打枣时，大人们在树上打枣，孩子们笑着叫着在底下边接边吃。

故乡对于她来说，是“摇篮一样的感觉，节奏不会很快”。益阳的市树是香樟，在上海也随处可见，还有熟悉的法桐。

读上戏那几年，她几乎不怎么出校园，“我们学校就很漂亮，就不想出去了，也忙，要交的作业太多”。顶多去一下襄阳市场，迪美广场，那时候觉得百盛是个十分厉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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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有个师兄，一年级到上海入学后，第一件事便是拿出一张地图，依次圈出哪里哪家店东西好吃，再一个个打卡划掉，最终他的代价就是胖了。

上海的浓油赤酱，和湘菜大相径庭，初来乍到，万茜颇不适应。首先震惊的是馄饨，看到有很多种馅可以选，她挑了荠菜馅儿，端上来吓了一跳，“巨大的一颗馄饨，我说这不是饺子吗，湖南都是小馄饨”。

一直到今天，她吃炒菜还是不能勾芡，不能放糖。最家常的鸡蛋西红柿汤，绝不能放淀粉，但也不清汤寡水，西红柿不能漂在汤里，要去了皮、过油炒，整个融进汤中，味道才好喝。“人说北京的鸡蛋炒西红柿也放糖，我知道糖在一些菜里可以提味，但你千万别让我尝出来。”

但有些时候，甜咸在她这里并不绝对。她不喜欢上海的咸豆浆、咸肉粽，在老家，豆花豆浆都是放糖的，粽子要吃白米粽、碱水粽，蘸点白砂糖。

上海早餐的“四大金刚”之粢饭团，她觉得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前，粢饭团大部分是甜的，刚蒸得热乎的粢饭，包一根油条，再撒上一些白糖，用力压紧。后来粢饭团以咸为主流，除了油条，还要加榨菜末、香肠、肉松或虎皮蛋，一大颗吃下去能顶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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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故乡时，万茜的标准早餐是两碗米粉，她喜欢最基础的口味，榨菜肉丝粉或酸菜肉丝粉。为了贴补家用，妈妈开过早餐店，她在家吃完粉再拿一个包子走。嘴巴被养刁了，到现在她吃别处的粉也不习惯，回家还是吃妈妈做的。益阳的小吃，“凉面、刮凉粉、嗦螺、擂茶、酱板鸭都是一绝”。

大约从初中开始，小龙虾已在当地流行。益阳南县是小龙虾的产地之一，位于洞庭湖新淤之地，虾都长得肥肥胖胖。在湖南，这道菜叫口味虾，与别处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多了一个调味配菜——紫苏，去腥添香，独有一番滋味。妈妈在家做过，工序复杂，先一个个刷干净，去头、去尾、抽出虾线，后背剪开，一套流程下来，干净是干净，但还是不如在外面吃的方便。来到北京、上海，小龙虾的味道变了，也就吃不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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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京的那几年，记忆恍恍惚惚的，她当时在演话剧，偶尔出去拍戏，但戏也不多，就天天在家待着，打游戏打成了资深玩家。很多事不记得了，但情绪还在，“那段时间是焦虑的，人觉得灰暗”。

“干表演这一行，大多还是要往北京跑，很现实的原因是剧组大多在北京建组。”

“北京的道路设计，跟上海差别挺大的，感觉马路是马路，人行道是人行道，绿化带是绿化带。每个东西中间隔了一堵无尽的墙。”

上海多是小马路，走的时候歪七扭八，不太有方向感，但很方便，在一个小圈子里就能把事办完。随着成长，她不必再一个个跑组的时候，决定回上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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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时，她没有想过留在上海，人生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现在会觉得，“上海这边是我的家”。

“我青春期的性格是在益阳完成的，这个城市是慢的，是暖的，父母都在身边。有湖南人的毅力、恒心，执拗的东西，但性格不会特别急躁。会知道怎么去做人，怎样爱一个人。”

“和上海最相似的是它的气候，也特别潮湿。因为靠河、靠江，是益水之阳。”上世纪益阳人出门在外，一说起来别人便知益阳有个大码头。玩水是市民的集体记忆，只要大人允许，都会在水边摸几条鱼，抓几尾虾。小时候她常抱着轮胎去水边玩，也没学会游泳，光会抱轮胎了。

“很久以前的老益阳非常繁华，交通运输全靠水路，等陆路发展起来，码头就变旧了。”外婆从前住的房子，门前是青石板路，听表姐说还有剧组来取过景，后来拆得只剩一小段。一些古庙、古寺还在，紧挨江边有个白鹿寺，唐朝建起，清末重修了，她常去那边玩，寺里有座千斤古铜钟，声极洪远。

离大码头不足百米的下首老岸边有家银星戏院，专演花鼓戏，年市花鼓剧团排演《生死牌》，在长沙给毛主席做过专场演出。万茜的姨就会花鼓戏，唱得可好了。她家附近大体没变，一些小店消失了。

“那时全班女生都看言情小说，我就看漫画，五毛钱租一本。爸爸老在音像店里买大的LD镭射光碟，现在都看不到了。”

益阳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对于益阳何时“巨变”，一些年轻人颇有微词，觉得它是湖南唯一一个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铁的城市，只有一座老火车站。万茜上大学时，回一趟家要好久。“8小时还是12小时，反正挺久的”，可她开心极了，“买些吃的喝的，跟同学聊着天，学生很容易就满足了。”

益阳地处长沙半小时经济圈，她也在长沙生活、读书，只有她到湖南工作时，父母才会到长沙的家里陪她。“只要我一离开，他们就回益阳了。”无论老家怎样发展，她希望大家的日子更舒适，这里很宜居，作为子女，她更关心当地的医疗和养老。“我爸爸的老家是宁乡，在长沙和益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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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土过国宝重器四羊方尊，挺长一段时间里，宁乡县时而划归益阳，时而划归长沙，几年前挂牌成立县级市。

在万茜的回忆里，爷爷奶奶家就是乡下，愉快而纯粹。每次走亲戚都要穿山越岭，不像很多村庄，所有人都住得不远，这里户与户之间离得非常远，一户人家在山这边，翻过山坳坳，另一户在那边。

“从家坐车到宁乡只有国道，一个多小时，从县城里坐‘突突突’的车，‘突’过去要两个小时，还要走18里的路。”她的脚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家里养了一只狗，要一起带回去，“那个小狗巨肥，是土狗跟德国黑背杂交出来的，特别壮，脖子上的肉耷拉下来，爸妈也不抱，我就弄个小包挂自己身上。”

有时遇到邻居开了摩托车，能顺一路，多数还要自己走。道旁有很多油松，砍下来晾一晾干，能做柴烧。山里的泥土特别黏，裤子上刮了泥，一路走下来，腿越来越重，甩完了接着走。泥土很适合烧砖，宁乡有很多砖窑，竖起的烟囱曾是经济的象征，随着发展，厂房、窑体都拆了。

山上都是梯田，有人吃饭喝多了酒，从田埂上滑下去。“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秧苗都被砍倒了，田里可以直接走了。地冻得很硬，里面都是一茬一茬的，我就特别喜欢踩那个，咯吱咯吱的。那时候也皮，有一次堂姐从埂上出溜下去了，她在底下哭，我在上面笑，堂姐的爸爸就骂她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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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插秧的时候，人家招呼，“茜妹子要下来吗”，她说不要，爸爸说里面有蚂蟥，会钻到腿里。夏收时节，家家户户有晒谷坪，天气好的时候，亲戚在外面打麻将，她又不会打。

因为每次回家都做贵客，一盆一盆的肉端出来，她就去菜地里拔菜，换换口味。“家里种红薯，我最喜欢把红薯叶子拔出来喂猪，特别好玩，我奶我姑她们可心疼了，因为她们喂猪不是用那些，红薯杆其实是可以吃的。”

那个记载童年快乐的地方，许久没回去过了，等小孩大一点，万茜想带她去乡下玩，过一番很多人在小学课本里才能见到的日子。

“等我退休了，也许就不待在上海了。小孩成长，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也许我就走了。”

好像那林中的水杉一样，栽到城市也可，但终不如野生的自在。每当唤起这样的心情，就仿佛回到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