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名人谢声溢之十生者如斯

益阳名人谢声溢之十生者如斯老汉

谢声溢自年恢复起义人员的身份以来，在抗战胜利十年一庆的日子里，各级统战部门和媒体均多次提到过谢声溢，并为他颁发了各类荣誉勋章，这，应该是谢声溢的圆满结局了。

特别是谢氏族人，还有他的部属及门生借纪念谢声溢将军诞辰80周年、90周年和周年之际，将他在湖南期间身兼军地两职，前期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中期又转入地方保民，晚期在益阳直接主持了接受日寇投降、处决汉奸、保驾国府还都等划时代大事，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出生入死的铁血男儿形象。

根据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战斗最多、最残酷、最惨烈、且将日寇陷入进退艰难的主战场，其实还是我们湖南，它直接和最终遏制了日寇的西进，保卫了祖国的大后方，使日寇全面侵华的美梦在此破灭了。事实也表明，抗日战争中22次大的会战，有六次都发生在湖南。其中，谢声溢作为一方抗日将领，地方的行政主官，无疑功不可没。

这里，有必要将谢声溢的家事还适当介绍一点，以飨关心和景仰他的网友和群友们。

让我们还是从年7月31日说起——

这天上午11时，谢声溢倒下后，公安民警和军区士兵验明正身后随即撤去，来看热闹人便向前涌。虽然解放快4年了，但鲁迅笔下那种以看自己同胞被做成人肉包子为乐的现象，并无实质性改变。

但见人潮中，突然上来一名轻人，朝谢声溢的大腿猛地踢了一脚，并大骂了一句：“你这伪军官，活该，叫你欺负老子，打我们无产阶级！”

经当年的执行民警李长江介绍，此人叫贺述生，解放前是益阳街上一无业游民，靠给店铺打杂为生。年上半年，益阳为防日机轰炸，在城内每隔两里设一口撞钟，好通知市民躲防空。贺述生那年15岁，闲得无聊便爬到七公庙的钟架上撞钟取乐，慌得市民关店锁门拖儿带女哭爹喊娘携金带银就往防空洞里跑，结果被豫章中学的老师发现是恶作剧，一群师生便揪了贺述生扭送到战区司令部。谢声溢见是个顽劣少年，也未对其责罚，只是扇了他两个耳光便吩咐放人。

按理，战时这种胡闹是可以军法从事的，谢声溢扇他两个耳光，等于是救了他一命。

解放了，贺述生20多岁了，且是街道抓逃亡地主、给不法资本家戴高帽子的积极分子。但老百姓心中有数，对这位踢谢声溢的人从来都是冷眼旁观。未料，年益阳恢复专区时，贺述生被作为积极分子调到了地区公安处，“文革”期间又成了公安处“红旗战团”的造反司令。不过恶有恶报，此人年被列为“三种人”，下到大水坪街道住宅建筑公司，年病逝。

也是在那次刑场看热闹中，谢声溢精心穿的套鞋，在他的亲人收尸时，却发现不知所踪。在当时以木屐为雨鞋的年代，橡胶套鞋是难得的奢侈品，但不管怎样，脱死人的寿鞋，最不为人所不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此亦可见当年益阳民风之一斑。

那么，给谢声溢收尸的是谁呢？

乃谢声溢在益阳的妻子易竹生。

在益阳的妻子，难道谢声溢在外地还有妻子不成？

是的，谢声溢当年有两个妻子，但并非中国传统的妻妾式婚姻，也非民国年代虽宪法不准但事实上流行的“大房”“二房”或“讨小”，尤其谢声溢又是一个很有底线的人。

可事实上，他却有两个妻子，而第二个妻子，及住在益阳的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谢声溢的弟弟谢声永的未婚妻。

谢声溢父亲谢佛南，早年为一双儿子定下了儿女婚姻，大儿子谢声溢定的是益阳最有钱的豪绅女儿崔淑文，二儿子谢声永定的则是最有学问的五福中学校长易楚铮的女儿易竹生。然不待二儿子成婚，抗日战争就爆发了，谢声永在哥哥的影响下，勇赴战场，年底在南京保卫战时已是上尉连长，突围时，为抢救军校学生渡江，被日机炸沉江底，时年21岁。按说18岁的未婚妻易竹生悲伤过后，可琵琶别抱，另结姻缘。可她偏又出自书宦之家，“生是谢家的人，死是谢家的鬼”，便成了她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

如果结了婚，竹生自然便是传统道德中的贞妇烈女，虽然这时已进入民国，但人们对这种守节和贞烈依然会接受，会颂扬。可她偏偏没结婚，确确实实没过谢家的门，这样“守节”便算不上了，而只能叫“守望门寡”。可是说“望门”，她又在这个家实实在在住了两年。

送她回娘家？这在传统中国显然是羞辱，人家会指指点点，说他是“被婆家赶回来的”。

劝其再嫁？谢声溢也曾布置同僚和下属，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且吩咐他们一定要找姓谢的，符合竹生“谢家人谢家鬼”的意愿，无奈她横竖不同意。

终老在谢家？非但名不正言不顺，且于人性也于心不忍。

思虑再三，且事过三年之后，谢声溢的妻子崔淑文便慢慢跟谢声溢做工作，让他将“弟媳”收房算了，说只有这样，才是对弟弟，对亲家，对竹生本人，都是一种最好的交代。

当时的民国政府是不允许官员纳妾的，谢声溢如果与未婚弟媳圆房，两个老婆同堂，显然不合时宜。且当时抗战正处于胶着状态，谢声溢在长沙入伍生团任教官，也有个为人师表的问题。所以，据崔淑文的长子谢霖介绍：“母亲怕让学生知道了不好，就让易竹生回益阳去住，自己定居长沙”，“在父亲不同意回益阳去同易竹生举行结婚仪式时，母亲还拖着病体回到益阳，用请客这种形式代替了结婚仪式，替父亲，也是替谢家，了结了这件大事。”

这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妻妾同堂，也不是民国时代流行的讨小，但却实实在在违反了政府纪律和官员的道德底线。虽然谢声溢妥协了，也逾矩了，不过细细回味，在他无奈的同时，也无法掩饰他的人情味及男人的担当，还有来自家族的责任。

因为担当，因为责任，事实上，被收房的未婚弟媳，不仅婚前跟大夫人崔淑文相处很好，那时谢声溢经常不在家，二人便以姊妹相称而常住在一起。婚后，虽不住一起了，但仍要自己的孩子管这位婶婶叫“大叔叔”，并一直未曾改口。

再回到年7月31日的刑场上来。正是因为当年的无奈或妥协，担当与责任，谢声溢收了未婚弟媳为二房，才有了现在的二夫人为丈夫收尸的壮举。

现在，躺在地上的谢声溢可以说是解脱了，因自36岁以来，活着的压力对他实在太大了。可当年才34岁、为他收尸的二夫人易竹生，却不得不把屈辱和困难全部担起来。虽然她和谢声溢已是三年多未见面，而这次见面，却是生死永隔，但一想到当年“收房”的情分，想到尚未成年的孩子，她本应来个抚尸痛哭，可是她却不敢，怕别人说她坚持反革命立场，就是不顾自己，也要顾及子女的今后呀！因此，她唯一要做，也敢做的，就是带着10岁的儿子谢中行，沿街给街坊和铺面老板磕头，为丈夫求副棺材板。

据现在74岁的谢中行回忆，当时他才10岁，8岁多的妹妹由于肺痨躺在家里不能动，他是妈妈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小弟弟才3岁。这天，他由妈妈带着，一路从体育场磕头到大码头，然后从大码头过河到龙山港，这其中要下大码头那一百多级码头。他虽什么也不懂，但看到妈妈的泪眼，便忍着疼痛一直磕下去，尽管膝盖都磕破了皮，一直磕到龙山港的家。可这么一路磕下来，却没有求到半文钱。这倒不是益阳人无恻隐之心，实在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许可，当时的居委一开会，就反复学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在这种气候下，谁还敢为谢声溢表示同情呢？

但有两种人却不管这些。

一是龙山港那帮船古佬，他们以前在会龙山边背上水纤时，都是在陡峭的小路上一步一步探，生怕一不小心就滚到江里去。自从谢声溢带领民工开通了白鹿寺到龙山港的沿河通道后，都无不感谢这个谢专员。今看到专员的遗属上门求告，便不管当时的高压环境，一声发起，便每条船捐5斤大米，这样一下就捐了多斤，虽然买不起棺材，但却救了他们母子五人。谢中行说，直到母亲年去世前，还念念不忘那些船古老。

二是谢声溢的第一个岳母——定居长沙的崔淑文的母亲崔老夫人。老人一直住在益阳，当年已67岁了，虽成份不好财产被没收，但看到女婿被枪毙，让她白发人来送黑发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拄着拐杖跑到刑场抚尸恸哭了一场。事后，她也不告诉已有6个子女的女儿，便找了谢氏族人谢曙初，在族里的公积金里求助了60万元（合人民币60元），然后拄着拐杖，蹒跚着一双裹脚，又满街求人买了副薄皮棺材，给谢声溢抹尸换衣，再帮忙把谢声溢抬到龙山港乡下安葬了。崔老夫人请这些人时是说好了给钱的，可到了僻静处，这些人对老人说；“谢专员是好人呢，我们送送他，能要钱吗？当然您放心，我们对外会说收了钱的……”。

崔老夫人后来对外孙谢霖说：“我一个老太婆怕么子？那个时候也想不到怕了。听到那个消息，我只是急，急得要死。你们在长沙，得不到消息，你们要来也来不及啦。也不能让你妈妈来，她经得住吗？身体那个样，会死的。我也冇找你三舅舅，他当时在益阳第一中学教书，不能找他，怕他来料理这事，领导会说他划不清界限。我一个人出面还好一点，别人都怕，我冇得么子怕的！我六七十岁了，黄土都埋到颈梗上了，怕么子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