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大教授陈蒲清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人。嘉庆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川东兵备道；道光年间，历任山西省按察使、安徽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晚年自号“髹樵”、“桃花渔者”。道光十九年（）农历六月二日病逝于官邸，享年61岁。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陶澍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政治家，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人物，又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

清末著名名士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在《涧于日记》中纪录说，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他与当时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一起评论人才，认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而贺长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阎敬铭，甚至琦善、蒋攸銛等，都在不同方面禀承陶澍的影响。他们把陶澍比作黄河发源的昆仑山、长江发源的岷山。他们还说，当时在世的左宗棠、阎敬铭、李鸿章都没有全面继承陶澍：左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计才太刻，相度不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窄“；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两张的评论，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把琦善、蒋攸銛也列为受陶澍影响的人物，就颇不恰当。蒋攸銛是陶澍的前辈。他担任四川总督时，曾经大力推荐担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后来他以大学士的身份任两江总督，陶澍任江苏巡抚，陶澍继他任两江总督不久，他就去世了。琦善是陶澍的上级，琦善担任两江总督时，跟担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合作得比较好；但是，后来两人却政见相左。两张的评论虽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两张独具慧眼，看出了陶澍是清朝后期最有影响的卓越政治家，看出了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

儒家重视实践理性，故中国经世学派历史悠久，到明清时代发展到极致，又称为实学派。经世学派的特点是主张“通经致用”，即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用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对空谈误国，反对只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狭隘工具。明清之际与清朝初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顒、颜元等都是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在政治经济领域作出实际的贡献。

陶澍既具经世思想，又生活于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时代。从客观环境看，清初屡兴文字大狱，知识分子自顾不暇。从乾隆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朝廷多次下谕旨禁止文字狱，宣布广开言路，于是“人心渐获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经世派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政治机会。经世派的官吏们，关心吏治民风、河工水利、救灾赈饥、军事边防、盐课漕运等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主张改革弊政。也就是说，“经世致用”由思想发展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从主观方面看，陶澍力主通经致用。他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尊经书院课艺序》）“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期用。”（《钟山书院课艺序》）又说：“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归害于民。”（《山西晋阳书院告示》）陶澍既具有经世思想，又是掌握东南经济命脉的大臣。陶澍的学问，以儒家的经典为主体，但又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的精华。他把这些知识，用于指导实践，所以他往往能够高瞻远瞩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魏源在《陶文毅公行状》中，记述嘉庆二十五年陶澍担任川东兵备道的情况说：

兵备驻札重庆，扼大江之衡，估舶鳞集，私枭出没，犷悍繁剧，号称难治。公日坐堂皇视事，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滞讼一空。又禁胥役之扰累，饬行旅之宵柝。巴、达各县赈饥，聚众难散，公令先给半月粮，散遣立尽。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公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未期年，政声大作。

陶澍处理这次赈灾、缉私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的政治理论。他还为此事写了《渝州官署答季寿兼寄汉中严太守》这首七言古诗，诗中明确提出为政必须宽严适当：“我闻严家无格卤，又闻苛政猛于虎。二者宽严贵适中，稍不斟之为乱府。”“苛政猛于虎”出自《礼记?檀弓》，宽严适中、宽猛相济的理论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都是孔子的政治理论。又如：陶澍深受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他特别留心历史、地理的考据。他写的《蜀輶日记》以及序跋，往往能发表许多精彩的议论。考据学中的思维方法，也被用于从政的实践，无论是兴修水利、兴办海运，还是改革盐政，他都十分注意实地调查、考据研究。因此，陶澍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五大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政绩，并集中反映在他的篇奏疏及有关文章中。

自道光三年（）至十年（），陶澍担任安徽、江苏巡抚的八年期间，安徽、江苏两省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哀鸿遍野。据《清实录》统计，陶澍共主持大的赈灾事项34次，遍及两省各县。陶澍赈灾的特点是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关切灾民，制定周密的方案。如：《缕陈灾务积弊折子》，分析了胥吏、乡保、刁棍等借赈灾而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十项积弊，提出治弊四法。《缕陈江苏办灾章程折子》提出十二条赈灾章程，全面关心灾民的当前生活及灾后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陶澍知道天灾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不修，于是他实地考察，兴修水利。他先后疏浚淮河、洪泽湖、黄浦江、吴淞江、浏河、得胜河、澡港、白茆河、孟渎、练湖。这些水利工程，改良了两江地区的生产环境，提高了抗灾能力，“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清史稿·陶澍传》）。

吏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陶澍在京城担任御史时就写了《请端吏治之源折子》，痛陈官场因循、怠玩的积习，矛头直指总督、巡抚等方面大臣。他自己出任地方大员以后，非常重视整顿吏治。他说：“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甄别并酌量调补折子》）他首先严于律己，不仅拒绝贿赂，而且主动减少俸禄。他响亮地提出：“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恭报接受安徽藩篆折子》）强调“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谢邑人公举先君子崇祀乡贤书》）他严于治吏，赏罚分明，既善于培养人才、提拔人才，又能够果断地罢免那些不能尽职或没有能力的官吏。如：安徽省钱粮严重亏空，通过五次清查，仍然纠葛不清。陶澍到任后，分别情况，秉公处理，奏定章程，严格制度，使三十多年的库款豁然一清，使没有问题的官吏能够专心治民。

漕粮运输，是清王朝的生命线。朝廷每年要从南方运送约万石漕粮供应京师。两江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漕粮几乎占全国漕粮的一半以上，而且浙江、湖广的漕粮，也要经过江苏北上。可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一是漕运机构日益庞大，负责运输的旗丁及官吏、衿棍、奸商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夹私盗卖，并对百姓乃至对地方官盘剥勒索；二是运河淤塞，水患不断。陶澍到任后，从四个方面改革漕运：一是删浮费、禁勒索，二是裁陋规、严制度，三是治江河、浚运道，四是细策划、倡海运。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漕运，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陶澍又提倡海运，实际上开了近代运输改革的先河。道光五年（），由于黄河泛滥，运河阻塞，户部尚书英和提出：“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道光皇帝“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江苏巡抚力行之”（《清史稿·英和传》）陶澍积极筹议海运，先后上《筹议海运及暂收折色、停运治河各情形折子，附片一件》、《查看海口运道，并晓谕商船大概情形折子》、《会筹海运事宜折子，附片一件》等。而且，陶澍不认为海运仅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积极主张长期坚持海河并运。

陶澍五大政绩中，最突出的是盐政改革。盐税是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故食盐的贩运历来由朝廷严格管理。商人运销食盐，必须向朝廷纳课，由户部发给凭照，叫做“盐引”或“盐钞”。明朝万历年间实行纲盐制，即扶植一批富商充当“纲商”，规定他们每年可以领运多少盐引，其他人不能参与贩运。纲商所垄断的盐引，叫做“引窝”或“根窝”。清朝实行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盐政制度，盐引由纲商所垄断。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利于总商的把持垄断，利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因循敷衍。一方面，纲商掌握了食盐的专卖权，可以故意抬高盐价；或者根本不贩运食盐，而是高价出卖“引窝”，坐收渔利；并巧立名目，勒收浮费。另一方面，管理盐的生产、运输、销售的官僚机构特别庞大，他们利用产销的每个环节，层层向商人勒索；而纲商则巴结官府，主动行贿，把贿赂等各项开支，加倍计入成本。这势必造成盐价昂贵，祸国殃民。

道光十年陶澍擢升两江总督时，两淮盐务几乎完全瘫痪。首先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根据陶澍奏疏及有关资料记载说，淮盐的出场价每斤仅铜钱一二文或三四文，加上缴纳给国家的盐课，成本价也不超过七文，运到汉口出卖，每斤达到六七十文，甚至八九十文（《复陈两淮盐务积弊折子》）。奸商、水手等不仅抬高盐价，还在食盐中掺和污泥、皂荚、蛤灰。普通老百姓就成了盘剥的牺牲品，“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敬陈盐务积弊折片》）其次是官盐滞销、私盐猖獗。百姓买不起官盐，就只好买私盐。当时贩卖私盐的不仅有盐枭，更有官吏、官商、旗丁、船户，而且官吏、官商、旗丁等还受到特权保护。第三是税收亏欠、库储全空。官盐卖不出去，年复一年，两淮盐务部门亏欠应该上缴国库的税银达四千多万两，而且把朝廷发下的一千多万两借本也花光了。

盐政败坏已经危及清王朝的经济生命线。当时，清政府的税收白银，盐课约占20%以上，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陶澍《沥陈淮鹾疲困、办理竭蹶情形折子》）。在危及王朝经济生命线的情况下，道光皇帝不得不于道光十年派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为钦差大臣，抵达江宁，与总督陶澍商议对策。他们共同认识到：“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山穷水尽，不可收拾。”（陶澍与钦差会稿《会筹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以致王鼎不得不向皇帝建议，由总督陶澍兼管盐政。陶澍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裁选总商等主要内容（《会筹盐务章程折子》）。接着，又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中提出了“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然后在淮北滞销口岸实行“票盐”，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依法请票，贩卖官盐，彻底打破官商的垄断。改革之初，阻力很大。《清史稿·陶澍传》说：“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陶澍力排众议，毅然坚持，终于成功。他担任两淮盐政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因病重卸任时，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官盐价格大大降低，盐引畅销；二是课裕，不仅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三是民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避免了中间盘剥，不少私枭化为良民；四是商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场，也实行票盐。故研究中国盐业的专家曾向丰说：“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中国盐业之动向》，载《东方杂志》34卷7期）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总结陶澍的政绩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之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此外，陶澍在兴办教育、严禁鸦片、改革币制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

陶澍在各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突出政绩，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经世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孟森《明清史讲义》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现代历史学家的论断，跟张佩纶、张之洞的“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的论断，正好遥相呼应。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yiyangzx.com/yysgr/69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