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名人谢声溢之五 惩治贪腐 老汉 年9月6日,谢声溢代表益阳行政公署,在沙头全面接受驻益阳境内之安化、益阳、湘乡、宁乡、汉寿、沅江及龙麟镇共余日军的投降。这是日军占领益阳六县一镇的全部人数,那时还没有桃江县,沙头则隶属于沅江。 当时之所以选择在沙头受降,主要是考虑在益阳城内无法控制安保。因为只讲益阳在沦陷前,日机就先后轰炸我县城及兰溪等重镇共15次之多,炸死炸伤我和平居民多人,那些死难者家属及伤残者若见小鬼子也有今天,说不定会冲到受降现场,一个个把他们撕碎了活吞了不可。因为杀人偿命,乃人类天道! 但是对异国战俘,却有一个国际保护标准,即必须保证他们不死。因为说到底,保护战俘,就是保护和平,如果当了战俘还是死,那谁会当战俘?然这些大道理,是很难与死者亲属讲清的。故此,为避免意外和不必要的骚乱,益阳专区的受降地便选在沙头这个偏僻的乡野。 受降时间很短,不到二十分钟。场地布置也很简单,即两张并拢来用青布罩着的条桌,桌后设了五把椅子,分别坐着谢声溢、蒋日新等五名军方代表,着崭新国军军官服。 谢声溢作为专员虽然居中,但当时他还不是将官,为了国家的脸面,上级批准他临时穿上了少将服。而日军代表则不给设座位,让他们一排五人站在条桌的对面,意即在中国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笔挺地杵在那儿,居中的军衔为三星大佐,其余都是二星中佐。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中佐当然就是中校,从表面看,我们的军阶比他们高,但其实是对等的。不过虽然谢声溢是奉上峰指示,扮少将而已,但也暗示他的少将只是迟早了。 受降双方分别在印有中、日文的文件上签字。文件有五份,除谢声溢与大佐签署的受降书外,另外还有:轻重武器交割清单、仓库辎重交割清单、各类人事档案及伪军警名单、行政用具包括电源开关、水源及下水道分布图等。虽这些都经过清点核实并已交割到了我方,但在这个仪式上走一下过场,却绝对必要。 日军躬身签完字后,三星大佐率其他四人,“啪”的一声,向我方行了个整齐的军礼。紧挨谢声溢的上校参谋长蒋日新见状,竟习惯性地起立,准备还礼,但被谢声溢一把轻轻拖住。这个礼虽没还成,却被日方看到了,于是谢将军吭了一声,不紧不慢正告日方:“军礼,是对受尊敬的人和友军的礼仪,你们是入侵者,不配享有我们的回礼!” 受礼而不回礼,在益阳人的内心是过不去的,所谓伸手不打笑脸是也。但日本人无端闯入我国,无良炸死我无数益阳平民,谢声溢作为益阳人民的代表,让尴尬软着陆的这句说明,恐为当年我国众多的受降仪式所未有,不过也让强盗们知道,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民众是重礼之人,但对入侵者,另当别论! 受降完毕,名日军按顺序走到河边,上了一字排开等在那儿的17条大木船和2艘大汽轮,到湖北黄州集中后,再统一回日本。这些昔日的豺狼,除了随身的衣服和被褥,连钢盔、腰带都卸在码头上,就这么灰溜溜地滚出了益阳! 当谢声溢带着两大船日本人的枪械、山炮、军刀和钢盔,返回城内时,麻石街早就沸腾了。老百姓排在东关码头的两边,举着国旗和鲜花欢迎凯旋的官兵。城墙上、街道边,商铺外,包括过去被日军占领的办公楼、岗楼和仓库,也到处插满了大小不等的国旗。这种光复后的喜悦,国人从未有过的笑脸,还有满城的人群,是今天没有经过那种民族屈辱的人所无法感受的。 然而,这种欢腾并非正式庆祝,正式庆祝定在年的“双十节”。不过也幸亏这样欢腾,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人们手里的国旗,多数是家庭主妇或请裁缝师傅自做的,大小、规格、比例、颜色和布料都不规范,这对一个国家的光复重生来说,显然是不严肃的。 谢声溢注意到了这点,在考虑如何组织这次光复后的国庆时,自然也强调,国旗必须规范。然而,就这么一个在现在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引发了一起不小的腐败案。这里,请听老汉慢慢道来—— 谢声溢作为湖南第五行政公署专员,当然无须具体操办这次大会,专署所在地的益阳县政府自然是主角。县长何珍吾知道谢声溢是个办事严谨、说一不二的人,旋即安排民政科长余悌组织专人负责此事,县财政初步拨款五万大洋,由余科长为主成立了“庆祝大会筹备处”。 “筹备处”一成立,就成了各商家抢手的小鲜肉,什么饭店酒家、鞭炮铺、裁缝铺、布店乃至茶叶商等,纷纷与余科长拉关系。但余悌这人胃口大得很,他不仅想吃想喝想收礼,还想小小的发笔财。拿他自己的话来讲:“庆祝,本就是铺张浪费的事,光复了,又不是发国难财,俺余某人不发白不发!”至于如何发,办法挺简单,即不管哪家企业哪家店铺承办或承包什么,其利润他要二一添作五。 如这国旗制作,他指定的是表亲“杨记缝纫”,其利润就相当可观。因为按谢专员指示,所有不规范的国旗不仅要重新做过,所有机关、学校、商会、店铺,包括参加庆祝会的人,都必须有插的,有拿的,这数量和利润,了得! 可是,三益街一家叫“朱永兴”的裁缝铺,却不晓得余科长的规矩。这家铺子父子三人均是有名的裁缝,自9月6日接受日本投降起,做出和卖出的国旗最多,且因他们掌握了标准尺寸,做工和材料均上乘,而获得一致好评。当他们知道国庆又需大批国旗时,便日赶夜赶,又做了一千多面大小不同的旗子。 朱永兴“私制”国旗的事让“杨记缝纫”知道了,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一状告到余悌那里。余科长闻讯后,旋即带领四名手下赶到朱家铺子,上门就是一个下马威:先是宣读告示,再就是命令朱永兴马上停产,所产国旗一律没收! 朱永兴是个本分人,哪知人在家中坐,“法”从天上掉。吓懵了的他,连忙跪下去向余老爷求情。不过益阳这地方民风淳朴,但关键时刻也民心强悍,许多朱永兴的邻居和熟客见这老实裁缝趴在地上磕头,便路见不平有人踩,纷纷质问是怎么回事?余悌见围观者越来越多,知道众怒难犯,便解释说,朱家生产的国旗不合格。 但这种解释大家通不过,说不合格,可以改,也可以不卖,但为什么要没收,没有这个理。你没收了他的,他的损失谁负责?你能保证没收后这批国旗不再卖出去?大家你一句,我一问,在众多的追问下,也在朱永兴的跪求下,余悌只得收回“没收”的成命,但仍丢下一句话来:不准生产,不准销售!说罢,便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待余科长走后,一些知情者便凑情况,将这一段余悌特别忙,东家吃,西家喝,晚上还是“养性花园”的常客,送礼的也不断纤,有的还证实那“杨记缝纫”的的确确是他的表亲等,都一五一十记了下来。然后公推三益街上号称“一支笔”的德普先生,写了个新闻稿,投给了益阳一家敢于讲真话的《青年报》。不日,这稿子便见报了。于是,余悌徇私受贿和欺负朱裁缝的事,便成了麻石街上的热门话题,久久不衰。 话说到了双十节,益阳县的大型庆祝会开始了,谢声溢作为专员,被请到了主席台正中。在按程序的庆祝发言中,虽不乏对政府的赞美颂扬之词,但会场却有些冷清。谢声溢见气氛不对,便要大家畅所欲言,有啥说啥,不要有什么避讳。并说,现在光复了,政府已不是汪伪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了。 谁知这话一出,信义中学(现在的市一中)校长陈开源便跑上台去,语惊四座:“我们益阳光复了不错,政府是自己的也不错,但我们却感到现在的政府不公平,这原因不知你们看到没有?”说着,他拿出一份随身携带的《青年报》,将三益街那篇报道大声读起来。读完,再拿出几面大小不同的国旗,说:“请大家看看,这些国旗哪面合格,哪面又不合格?” 台上台下争相将国旗传递,但见面面国旗都青、白、红三色分明,交接清晰,不但看不出哪面不合格,反而比大家手里的都鲜艳,质感也柔滑,便知这是朱家裁缝铺做的。于是,陈校长提高了嗓门: “现在抗日胜利了,我们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若政府为政不清,官员为官不廉,便会黑白颠倒,黄钟毁弃,大好的国家将会败在这些官员手里。为此,请县政府从这些国旗入手,整顿吏治,肃清腐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主持会议的何县长满头大汗,也满脸尴尬,一个好好的庆祝会,竟然成了控诉会,专员谢声溢被请来坐在正中间,这不是给长官难堪么? 但谢声溢却并未难堪。原来,陈校长的发言是他事先安排好的。《青年报》的报道,他早就看到了,便在来的路上布置了这个“小插曲”。这时,他不慌不忙站起来,用双手压下会场的喧闹,大声说:“这事请何县长认真查办一下,给益阳的老百姓一个公平,还朱永兴裁缝铺一个公道。”说完,便带着警卫上马走了。 何县长只得站起来宣布:根据谢专员指示,一、本县政府立即拘留审查民政科长余悌;二、朱永兴裁缝铺所做的国旗,全部由余悌按“杨记缝纫”的价格个人予以收购。 但事情并未结束,余悌被关到看守所后,住的是一间单独的木地板房,比看守的警察都住得好,床也是棕绷软床,还有藤椅书桌,三餐饭也是由家属给做的小灶,卧室里还有红漆马桶,除了门上吊了把锁之外,这哪里是拘留坐牢? 最气人的是,在审查他徇私受贿时,他一口推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关押了两个多月,不了了之。何县长则害怕扯出萝卜带出泥,用一个取保候审的由头把余悌放了,并为其另找关系让他异地为官去了。 年春节,谢声溢率专署官员来县政府给属下拜年,突然问何县长,余悌一事处理结果如何?何珍吾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连余悌现在何处都“弄不清”。 看到何珍吾的尴尬样,谢声溢也不慌不忙,说: “你弄不清,稀里糊涂将余悌放了,我今也弄不清,只好稀里糊涂将你也放了,从今天起,你这个县长就不要当了,回你的湖北老家去吧!对你们这种官官相护的官吏,我也只能这样稀里糊涂,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清醒清白,明察秋毫,这也叫一碗水端平!” 未出正月十五,何珍吾便卷起铺盖,免职走人了。这件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益阳老人在说起,说谢声溢对贪官庸官不官官相护,惩治起来毫不留情。 老益阳市,即现在的资阳区政协的《文史资料》也有专稿提起过,只因谢声溢解放后被错误处决,文章便没说及他的名字。(未完待续) 老汉赞赏 长按白癜风的专家青海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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