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3-2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七个八个天顶星,三点两点石头露,一江烟雾不见人,但听碧津争晓度。

这是明末新化进士曾化西游益阳三台阁时,知县和益阳秀才们请他提的诗,写的就是碧津渡。今天,我们重读这首诗时,只感觉一种自然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碧津渡,就象一首古老的歌,在天明星稀的晓雾中,安静而萌动着生命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美丽。

单刀会里碧津渡

碧津渡的命名,还是来自三国时期关羽单刀会的传说,单刀会是中国一个广为知晓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鲁肃向刘备讨还荆州、在此与关羽相会的故事,因资江水清澈碧透,关羽坐在船上从北岸过来仆会,水中倒映出关羽青帽绿袍、赤面长髯的英雄形象,故此,此渡便被命名为碧津渡。其实,真正使碧津渡成为专业渡口和命名的原因,应该说是鲁肃,因关羽单刀会过江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结果,益阳归还给了东吴,并成为吴之“屯兵陆口”(现考查证实为陆贾山和三里桥一带)。其时,鲁肃要经常视察部队,而部队也必须经常向鲁肃请示汇报,因此,北岸的鲁肃城就必须与南岸陆贾山的军营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通道,这个固定通道,就是碧津渡专业渡口的确定。不过,根据三国时期三个国家的领军人物都重视争取民心的状况来看,这还不应该是专用的军事渡口,而是一个军民共享的社会渡口。之所以认定为鲁肃命名,这是因为鲁肃对此渡口的使用频率和东吴下游人少见这样清澈碧透的江水而逻辑推理的,试想;无论是鲁肃看到水中倒映出关羽青帽绿袍、赤面长髯的英雄形象,还是鲁肃自身过江,在那稍得休息的片刻,手足濯着清澈见底的江水,所见所思,能不是“碧津渡”这样精确而又美丽的名字吗?

然而,明末新化进士曾化西所写的碧津渡古歌,却并不是指碧津渡的这种古文化赋予的人文美,而是指它现实中的自然美,遥想在当时橹声咿呀的古碧津渡口,天还未亮,从城内的南门口把渡船摇出来,头顶上还闪烁着留恋忘返的几颗晨星,船火照在石头上发出宝石般的晶莹,在满江的雾气中把渡船摇向彼岸,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却能听到对岸隐约的争渡的说话声......这种静中有动的人文情景,确实是一幅实实在在的和谐而又富有生气的城郊风景图画,这,就是益阳人传诵千年的“碧津晓渡”。

碧津渡的名字有年的历史,在古老的益阳城内,人们一直集中居住在资江的北岸,这就是取山南水北的“阳”气,益阳的名字也因此而来,而它的南岸,在过去古老的岁月里,却一直是一处未曾开发的处女地,也就是今天概念的郊区,正因为有这种城郊的差异,故此,便激发了这个城市的活力,郊区的人需到城市里来销售农产品和蔬菜,而城市则需要市场销售工艺品和文化产品,于是,各取所需,互通有无,形成了这种“碧津晓渡”相互争渡的热闹场景。曾有清初的安化举子李鉴这样写诗描述;

烟锁绿柳津,朝喧争渡人。舟师惯迎送,莫讶往来频。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益阳城内有船的人家很多,几乎每家都有船,据老益阳县志记载;咸丰二年(年),太平天国军进驻益阳,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便得到自愿捐助的船只余条。这对当时不足五千户人家的益阳城来讲,平均四家就捐出了一条船,并且,这些船都是可以闯洞庭湖下长江的大船,而小船和旧船则基本上留在资江河里,这就可见,当时资江河里的船只是如何的多和繁忙,过去的益阳资江,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是,尽管碧津渡有晓渡的繁忙景象,城内居民的船只也很多,可一千多年来,益阳的城区内却一直只有这一个专业的渡口,并且,这个渡口的顾客主要是郊区的农民,因农民不可能带船到资江来,摆渡的也可能就是附近的农民,并且是日夜服务,当时,曾有一幅对子写在南岸等渡的亭柱上;浓荫蔽翳,碧水潆洄有声。扁舟如梭,撸声咿呀相和。从这副古老的对联中,我们可看到南岸堤边一望无涯绿柳浓荫,河中扁舟如梭,耳中听到橹声咿呀,渔歌互答的资江繁忙景象。

但这种古老的、有着威尼斯水城般风光的碧津渡,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期间,却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进程的加快,再加上天下太平,百姓生活日渐富裕,于是,民俗礼仪也就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碧津渡在一千多年的摆度生涯中,除主要是接送农民进城外,还一个次要项目就是送葬到南岸的陆贾山埋葬,但由于城内的生活水平提高,送葬的规模日益扩大,有钱的富户人家已发展到32人抬的棺材,根据形势的发展,渡口不得不改为大船、而且上铺平板的渡船,再加上送死人上山有取佛教“大渡登极乐”的意思,也是清朝尊崇佛教的一种反映。于是,以船的规模和渡口的主要用途,叫了一千多年的“碧津渡”便改为了“大渡口”。但此时的大渡口还是碧津渡的老地方,即城内南门口直接对着茶亭街的陆贾山。

真正改变大渡口面貌的则还是解放后52年的事情了,那时,南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面目改变,再也不是人烟稀少的郊区和农村了,而是一座要取代北岸老市区的新兴城市,因此,在52年改建码头时,依据市区西移的特点,将原渡口向上移了两百来米,年又进行扩建,两岸砌了宽四米、长五十余米的麻石梯阶,两边各修了一个可容百余人的侯船室,摇橹的木船也改为机帆船,数船穿梭,汽笛长鸣,涉江者更多,但再也无须象以前一样“争渡”了。

但最终使这种渡口人文风景不再具有留念价值的只怕还是跨河大桥的建立,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太快了,河流已不再是两岸往来的障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资江一桥的落成之后,在二十几年之内,又陆续落成二桥和三桥,两岸已是陆地交通工具的通途,但是,许多老益阳人却还深深的怀念早时期的那种渡口风景,并由此而联想起那遥远的碧津渡,那满目的绿柳浓荫,那浆叶濯起的有规则的涟漪,那柔和的橹声咿呀......然而,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的确太快了,人们无法留驻这美好的画页,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这碧津渡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把它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资水河畔铁铺岭

在陆贾山与三里桥之间的一块坡地,名字就叫铁铺岭。

其实,这里在甘宁屯兵之前,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是因为那时这里长满了梅树,每到春天,漫山红遍,而居住在城内的人隔河看到这锦簇火红的山头,于是,便给它叫了个名字;梅花岭。但这梅花岭只是花开季节的一种外型,而那时益阳的南岸到处都是开满梅花的山坡,平时则还是荒山坡一座,加上这一带无人居住,因此,梅花岭也就算不得它的正式定名。

但在三国时期,这里是鲁肃和甘宁的屯兵地,因与对岸的关羽隔河对恃,双方谁也不敢挑起战争以引起曹操的可乘之机,于是,就这样对恃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关羽撤离益阳,蜀军退守在军山铺一线,以后,吕蒙和甘宁的部队也陆续撤走,最后就只留下鲁肃的常备留守部队一万多人“屯兵陆口”。

鲁肃之所以留守益阳,除了这里是吴国的边界外,主要是鲁肃个人的人格力量可确保与蜀国的军事联盟和双方不发生边境磨檫而激化矛盾,这也是吴国孙权的用人准确过人之处,因此,益阳尽管是与蜀国的边境要地,而所戊边的部队却只须一万多人,这也因为是鲁肃留守的缘故。其实,以鲁肃个人的人品和人格魅力,这一万多人的部队都游刃有余,因此,军队基本上处在没有紧张局势的闲置状态,最前线的边境反而有了后方的感觉,于是,在这种状态下,以鲁肃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极端负责任的态度,便决定用这批处于闲置状态的部队生产军用产品,具体讲,就是生产"兜鍪",即士兵头戴的头盔。在三国时期,“兜鍪”是一种很重要的战略军事物质,既是防身用的钢盔,又是煮食用的锅碗,更是部队发布命令所用的“金”,所谓“鸣金收兵”,实际上就是刀击兜鍪的声响,当然,所击打的节奏和次数的不同也就表示命令的不同,这是军事秘密,就象今天的军事密码一样。

但既然“兜鍪”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也就要求特别高,可好在益阳偏偏具备这种兜鍪产品生产的地利优势,当时,桃江和安化(三国时期都叫益阳)所产的褐、赤铁矿,安化山里的杂木碳,都是符合铸造兜鍪的优质原料,加上吴国人本身就有先进的冶炼技术,于是,一个颇具生产规模的军事加工厂便在益阳的陆贾山与三里桥之间的一块坡地之间开张了。至于鲁肃在益阳梅花岭这里生产兜鍪质量与数量如何,这在当时就是十分保密的军事机密,因此,今天谁也无法详知,但有一点却是公开的,那就是这座梅花岭也因此而改名叫“铁铺岭”。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铁铺岭正式定名之后,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之内,虽然又恢复了它原来的荒凉面目,可铁铺岭的名字却铁定了下来。然而,在公元年,益阳属蒙古人统治,因益阳在千多年的人口发展中,已发展到万户以上,因此,益阳也升级为“益阳州”。益阳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升级,其管理控制也就加强,蒙古人对汉人,尤其是对南方的汉人管理控制尤为严格,可说已经到了极其苛刻的程度,由于怕“南蛮”造反,对铁的控制更是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民间传说的“十户共一把菜刀”,虽史无具体记载,但对南方某些具体区域的“禁铁”却硬是达到了这种苛刻要求,因此,益阳有一个公开的“铁铺岭”,这是有犯朝廷大忌和“不安定”的因素,为了使上面消除顾虑,于是,益阳当时的管理者们就把铁铺岭改名为“棉花岭”,“铁”变成“棉花”,朝廷里倒是彻底放心了,可这地名在益阳人概念中却太无来由了,因这山坡上不但从未种过棉花,就是周围也没种棉花,这种命名,只能是政治游戏中的滑稽而已。

“铁铺岭”改为“棉花岭”,虽使元朝统治者放心,可这并不能挽救苛刻统治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至正十一年()九月,徐州罗田人徐寿辉率红巾军进入益阳,所屯兵之地就是陆贾山和棉花岭,益阳老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造反,看来,棉花岭也是可以造反的。年,元朝覆灭,益阳也因此恢复到原来的状况,降州为县,但“铁铺岭”的地名却没有恢复,大概朱氏王朝也有和元朝统治者相同的心理吧,“棉花岭”比“铁铺岭”安全放心。

但就在棉花岭地名又叫了五百年之后,在一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因鸦片战争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自汉口开埠后,益阳因地理位置的特殊与重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在这里聚结,早就熟识洞庭湖水路和航运技术纯熟的大码头人,及时抓住机遇迅速崛起,一条从益阳大码头到汉口码头的水运黄金通道也迅速建立和完善,益阳早期的作坊和手工艺产品开始走出益阳,铺向国内各大城市的市场。而这些产品中直接与“棉花岭”有关系的就是益阳的铁锅了;

益阳锅的起源,可追索到清乾隆年间,起初,它并不是做锅,而是鳊鱼山一带的一个犁头小作坊,那时湖区农耕文化由于天然先进于山区,因此,所产的犁头也就自然先进于山区,这时期,从上游下来的小商船首先便看中了这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锑合金犁头,据说,这种犁头运回去,不但比上游山区原有的小黑犁头犁田多,而且,牛也不感到吃力,传得更神的是,这种犁头居然有助妇女生产的“压邪”功效,凡临产的妇女,在小腹上压上益阳犁头,不但不会难产,而且生产时间也比不压犁头的快得多,这是否有科学依据,很难说清,但湘西妇女用益阳犁头助产的习惯却一直在上世纪末都还保存着。

 正因为益阳犁头在上游山区的好名声,于是接踵而来的便是装运益阳的铁瓮坛和铁炉罐了,那时,上游人说益阳的铁炉罐和瓮坛白得象银子,敲起来象罄响,是从没见过的好铁器,殊不知,这正是益阳特殊的褐、赤铁矿加板溪锑的缘故。

 但上游再看好,终是山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不了市场。益阳铁锅的出名,还是大码头水运经商文化启动以后的事情,尤其是“洋船”运输开始后,益阳铁锅便一举创下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市场辉煌;咸丰年间,沧水铺一个姓刘的锅匠率先迁到了棉花岭支炉铸锅,并将所铸的“平锅”命名为“立生”,谁知运到武汉后,一销而空,锅商又催着发货。刘锅匠便把这信息告知了他那伴铸犁头炉罐的同伴,大家各自生产,都统一用“立生”的品牌,岂知这种联合起来的生产仍然满足不了下游市场的需求。于是,生产规模越扩越大,销路也越来越远,最后,竟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的十余个省市,并出口日本台湾。

 自然,这其中也根据市场情况和顾客需求作了不少的技术改进和式样更新,比如式样,就根据生活习惯和地理气候的区别,分别创出了“张锅”,一种象现在脸盆的深锅,销江西、安徽河南一带,“连锅”,一种更深、象现在钢盔的锅销江苏浙江沿海一带。这些标有益阳“立生”招牌的各类铁锅,被当时国内的锅商们统称为“南锅”,意即占有半壁江山的意思。当然,益阳的铸锅人也在这赚取“半壁江山”的过程中赚了个盆满钵满,据当时的老人回忆说,那时的棉花岭,原本一块荒凉地,自从锅厂在这里开张之后,这里被炒得一片火热,日日烟囱冒烟,夜夜炉膛喷火,十多年下来,这里便成为一块热土宝地,而“棉花岭”的地名也因名不副实得到了历史性的恢复;“铁铺岭”,由政治原因确定的地名却因经济的原因恢复了过来。

“铁铺岭”历经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变更;因自然貌形而名梅花岭,因军事原因而定名为铁铺岭,又因政治原因而改名棉花岭,最终还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恢复为铁铺岭,这其中的变化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多么的相似和吻合,“铁铺岭”,三个字的地名,浓缩和保存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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